谈起“日本文化”，世人多存误解。稍有国际常识或文化修为者，虽然不会全盘否认日本文化的存在，但谈论起来也多显露鄙夷之色:“日本民族擅长模仿而拙于独创，明治维新前照搬中国，明治维新后抄袭欧美，民族文化不值一谈。”这使我联想起周作人的日本观感:“我们在日本的感觉，一半是异域，一半却是古昔……。”(《日本的衣食住》)作者解释“古昔”即“中国古俗”，而所谓“异域”多半指明治维新后西化的层面。

　　这里我要唱个反调:说日本“擅长模仿”，不免抬高了他们；说日本“拙于独创”，过于贬低了对方。为何这么说？先说模仿，众所周知，假名脱胎于汉字，但平假名歪七扭八，片假名残缺不全，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能认出原来的汉字？所以他们不算是模仿高手。再说独创，古代的折扇、现代的卡拉OK，应该归于日本人的创意；高名凯的《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》收录1270个词汇，其中日本词汇达458个，这是我们学人家的，总不能与其争功吧。所以他们也不是毫无创意。

　　我倒是认为，日本文化的特点不在于模仿或独创，而在于取舍与组装。古代学习中国文化，即使极力吸纳的儒学，喜好《论语》而规避《孟子》，因为标榜“万世一系”的天皇家消受不起“易姓革命”的思想，所以，日本儒学并非中国儒学之完全翻版；近代学习西方文明，岩仓具视使节团历访欧美十余国，从德国学立宪政治、从英国学资本主义、从美国学教育制度等等，博采众长而组装成明治体制，所以日本的近代化也不是西方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中国人观察日本文化，往往重“同”而轻“异”，此癖自古有之。隋代裴世清奉使倭国，路经“秦王国”便感叹“其人同于华夏”(《隋书》倭国传)；五代僧人义楚认定日本人是徐福后代，说“今人物一如长安”(《释氏六帖》)。他们只看到“华化”层面，忽视“倭变”侧面，怪不得会走眼。多说茶道传自中国，经过日本人取舍、拼装、改良，中国人脱鞋踏进低矮、狭窄的茶室，已经不自在；正襟危坐在那里，等待一道道繁琐至极的工序，又有几人乐意领受绿色糊状的“抹茶”？茶道已经日本化了，不管起源于何处，反正对中国人而言，是地道的异国文化。

　　西方人观察日本文化，往往重“异”而轻“同”，此癖亦自古有之。1563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易斯?佛洛伊斯赴日，逗留30余年后撰写《日本备忘录》，罗列日本与欧洲风俗迥异之处，如云“我们以脱帽示敬意，日本人则以脱鞋表恭敬”，“欧洲女性起立迎客，日本女性则坐着待客”，“我们的书本从首页开始，日本的书本则从尾页开始”等等，诸如此类的事项多达611条。不明就里的读者，还以为日本人路遇长者都会手脚麻利地脱去鞋子，还以为日本女性倨傲无礼，还以为日本文人具有倒读书本的特异功能。

　　日本人不像西方人描述的那么神秘异类，日本文化也不像中国人想象的全是“二手货”。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日本民族有自己的秉性，有自己的嗜好，有自己的追求，有自己的美感，这些构成他们的精神世界；人类精神之发露而为文化创造之动力，那么文化必定带着该地区水土之气息，该民族精神之烙印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古今以来，中国人东渡日本，中国文化的影子随处可觅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周作人在发表日本观感的文章里，提到“夏穗卿、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，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，常指点赞叹，谓犹存唐代遗风，非现今中国所有”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周作人的结论是:“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，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。”

　　罗马继承希腊文化而自成气象，德国吸收法国文化而别具一格，两者既有血缘关联，又非单纯模仿，用以比拟中日文化关系，最贴切不过了。周作人还说，中国古俗“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，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，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”。大意说高丽、安南学习中国文化，仅及皮毛，装点门面；日本传承中国文化，深入肌肤，化为血肉。

　　周作人在抗战期间，名节不保，留下耻辱的政治污点。这里且不论其民族气节如何，但他对日本文化的观察却很深刻，基本点明了日本文化之特质。笔者不避画蛇添足之讥，多说几句以尽余兴。纵观古今中外，大凡人类越界移动，多会引发正面或负面的文化交流，但岛国日本四面隔海，在航海技术落后的古代，依靠人员往返输送文化效果甚微，于是书籍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。从遣隋使到遣唐使，再从入宋僧到遣明使，日本人冒鲸波之险，孜孜不倦地购求中国书籍。他们学四书五经，习汉文唐诗，读宋词元曲，看明清小说，与中国人接受大致相近的熏陶，潜移默化之间，形成相似的道德观念、风俗习惯、审美意识、行为规范、艺术情趣。他们的知识构造与心灵世界，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；由心灵发露而创造的文化，自然也具有东亚的普遍特征。书籍犹如文明基因，一旦植入日本民族的心灵，他们创造出的文化，看似眼熟，未必就是模仿；即使陌生，亦非全部独创，大概这就是日本文化。

　　(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)